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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讲话又被热炒。此前，该著名经济学家在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ZX事件）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
诚然，这位经济学家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大学者，在过去也曾经为中国经济发展积极献计献策。文章中一些内容也说的挺好，比如关于军用品和民用品的差别等等。但仔细阅读他的观点就会发现，局部的一些观点，比如关于市场和政府扶持方面的内容，是值得商榷的。
给了钱和给了充足的钱是两回事
这位经济学家表示，他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紫光一连串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虽然这位经济学家表示国家给了很多钱，芯片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并非国家没给钱。但是，给了钱和给了充足的钱完全是两回事。
在很多项目上，国家是给了半导体公司一定支持，但是这个支持非常有限，就以被很多媒体称为“骗经费”的龙芯为例，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国家给了5亿资金，外加北京市政府和民间投资人的2亿股权投资。
然而，集成电路产业是一个烧钱的行业，这点资金在行业里也就是给员工发工资的水平，而且还是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那种。作为对比，美国英特尔公司在2017年的研发支出是131亿美元。
在2014年发起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在过去的几年（截至2018年年中）时间里，共向国内集成电路产业投资1387.2亿元人民币。
1387.2亿元人民币看起来很多，但和国际同行一对比，又显得不够多了。三星在2017年研发投入高达155亿美元，台积电的一家先进工艺工厂投入就高达200亿美元。
要注意，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1387.2亿元人民币是分几年投的，而且65%的资金用于芯片制造，17%的资金用于芯片设计，8%的资金用于设备和原材料。每个领域又投了好多家企业，可以说是撒胡椒面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而三星是1年155亿美元，台积电是一家工厂200亿美元。
至于近年来国家投资，国内企业没能追上英特尔、三星等国外巨头，一方面是因为投资到产生效果有一个时间周期，团队磨合、技术研发、建设工厂、安装设备、培训工人都要时间，不可能今年投资，明年商业量产，后年超越三星、台积电。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厂商在技术上本来就比国外厂商落后，国家扶持又有限，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做出来的产品自然落后于人。
历史证明举国体制才能成功 自由市场败多胜少
这位经济学家指出：对于一个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业，自搞一套绝对行不通，举国体制绝对行不通。无论何时，它都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开放合作，通过时间积累来厚植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实现逆袭。脱离常识，一门心思想着弯道超车恐怕是欲速而不达。
这位经济学家的讲话听起来像一回事，但只要回顾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会发现，日本、韩国都不是按照他的这套理论发展的。即便是美国，硅谷在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先来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半导体与美国半导体技术差距非常大，为了缩短和美国企业的差距。日本通产省将富士通、日立、NEC、三菱、东芝等一批大企业整合起来，成立了“超LSI技术研究组合”，并充分利用日本高校的科研能力，以及联合产业界投资了700亿日元的资金，使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迅速崛起。日本的这发展模式被称为“官产学”，官指的是政府，产指的是产业界，学指的是高校、大学。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通产省还对国内企业的主攻方向进行了规划，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常见的对个别来钱快的领域盲目一窝蜂的投资，而真正技术短板领域却无人问津的情况。至80年代，70%的半导体设备日本已经能够实现国产化，且出现了东京电子、佳能、尼康等一批在半导体设备上颇有建树的企业。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在研发上更多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单打独斗，这使在举国体制下的日本拥有了更快的研发速度。至80年代，日本的很多半导体产品已经把美国企业打的节节败退。其中，以存储芯片为最，当时日本的存储芯片不仅性能接近美国的产品，在价格上具备非常大的优势，这使美国厂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美国英特尔公司当时的掌门人格鲁夫就是看清楚了“大形势”，带领英特尔公司主动转型。格鲁夫顶住了公司内部巨大的压力，放弃了当时占公司收入70%左右的存储芯片业务，转型去做CPU，随后在CPU领域反倒成就了一番霸业。
正是因为日本半导体厂商在当时的强势，使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日本企业，先是让日元相对美元升值，然后是反倾销诉讼，最后是与日本签订价格协议，从而使日本企业失去价格优势。随后一纸广场协议，日本迎来了失落的30年。
我们再来看韩国。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是举国体制下的产物。有人曾经调侃，韩国人一辈子无法摆脱的三件事：出生、死亡和三星。
虽然很多网友可能觉得三星就是一个卖手机的厂商，或者是从事存储芯片制造、芯片代工厂等业务的半导体厂商。但实际上，三星是一家横跨金融、电子、造船、精密化学、石油、保险、酒店、医疗等领域的巨无霸。已经深入到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数据统计，三星、现代等排名前十的大公司占韩国GDP的六成，这使得虽然看起来，三星每年投入上百亿美元做研发是这位经济学家所说的“企业层面的远见和执着”，但由于三星的高度垄断，而且三星还可以用金融、保险、医疗等高利润行业赚钱的资金去补贴像半导体这样烧钱的行业。使三星的高额投入完全就是国家被财团掌控下，充满计划经济色彩的举国体制，而且韩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三星亏损多少，反正一如既往的重点扶持三星，这和国内今年扶持这家，明年扶持那家形成鲜明对比。
三星逆袭的一项绝招，就是“反周期投资”，这使三星连年亏损，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市场法则”的，但在商业竞争中却获得了奇效。
青瓦台的历任主人为何鲜有善终，被网友调侃“一个都不能少”，并非青瓦台风水不好，而是韩国总统只是一个牵线木偶，背后是韩国财团和美国爸爸。这点从“萨德”事件和韩国司法审判上就可以看出来。
“三星太子”李在镕因涉嫌行贿、挪用公款、转移资产、隐匿犯罪收入、作伪证五项罪名被逮捕，特别是李在镕还向崔顺实行贿约合人民币2.51亿元的巨款，结果二审却被判处2年半，缓期4年执行。也就是说，李在镕就这样躲过了牢狱之灾。相比之下，因亲信干政而落马的朴槿惠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
回过头来看祖国。在毛时代，伟人有大格局，苦了一代人，留下了异常丰厚，足以造福三代人的遗产。然而，80年代后遵循“市场化”，在半导体领域败得一败涂地，不仅把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宝贵遗产丢的一干二净，整日热衷于重复引进西方淘汰技术。
在日本和韩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举国体制方略，把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发展起来的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盲从自由市场经济，盲目对外开放，把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败的几乎一干二净，这恐怕是东亚半导体产业发展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吧。
以下为原文：
XXX认为，中国40年开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济发展越是到了高的阶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国际环境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随后，XXX提到了中美MYMC和ZX事件。他强调，此事牵扯到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但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焦点是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争论。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开放政策落实。但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XXX说。
XXX称，他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紫光一连串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最后，他呼吁，“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ZX通讯被制裁事件发生后，中国高端芯片业如何突围？“拿出‘两弹一星’精神，举全国之力把芯片业搞上去”，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一建议初听让人热血沸腾，但冷静思考发现，它并不可行，甚至很危险。产业化的芯片业与“两弹一星”服从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律。夸大“两弹一星”中的独立自主和人定胜天因素，并据此不计成本、闭门发展芯片业，更是有陷入过度社会动员的风险。
军事项目与民用项目服从截然不同的经济规律。对军事项目来说，“有”是第一目标，当然也要考虑成本和产品后续升级迭代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当年研制原子弹中基本可忽略，把它造出来就算成功，能比肩最优产品更好，略次一点也不要紧。
但遵循摩尔定律的芯片产品，成功的标准极为苛刻。芯片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以比对手更快的速度做出来，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低成本（高良品率）量产。产品出来慢了，竞争对手的更高阶产品面世，自己产品要么失去市场，要么价格大幅下降，出现亏损。产品及时研制出来了，不能量产或良品率过低，导致成本过高，同样会亏损。第一名获取丰厚利润，第二名则连生存都很难，芯片行业非常残酷。
有人说，我们可以像搞“两弹一星”那样动用国家资源，不怕亏损，放眼长远持续不断投入，总有一天会成功。这是不切实际的。“两弹一星”早半年晚半年无关紧要，只要研制出来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资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实验室成功、量产、时间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就无法产生利润，就意味着失败。更残酷的是，在摩尔定律驱使下，失败者接下来还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台上与优胜者竞争。如果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轮竞赛都依赖外部投入的话，财政也好资本市场也好，都将面临一个无底洞，这与“两弹一星”那种一次性资源消耗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以京东方为例，认为政府长时间不计成本投入最终也会在芯片业上获得成功，这是一个误解。京东方的有限成功，靠的是显示面板行业摩尔定律失效，当然，芯片行业技术迭代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放慢或停止，但我们毕竟不能以这样的猜测作为制定战略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假如一个行业的技术不再迭代了，这个产业的战略价值就贬损了，成功的意义也大打折扣了。
长期片面的宣传夸大了“两弹一星”成功中的主观因素，忽略了其客观原因。“两弹一星”成功当然离不开举国支持，更离不开奉献精神，但它没有变成大炼钢铁那样的悲剧、闹剧，是因为它具有了成功的客观条件。“两弹一星”是奇迹，但同样符合常理。它的成功的客观因素有：一是前期苏联的支持，二是不断吸取当时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闭的产物，三是参与者的素质非常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16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都受教于民国时期的清华、西南联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学风优良，他们与当时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离很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内外距离要小，特别是钱学森当时接触到了美国最前沿技术。
科学有基本规律，上述三个客观因素少了任何一个，特别是少了优质人才，不论主观多努力，裤腰带勒得多么紧，多么拼命奉献，也不可能成功。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时间与外界预测基本一致，说明它与科学常识是一致的，并不是单靠投入和拼命成功的。
今天中国的芯片产业面临着与“两弹一星”迥然不同的环境。芯片是受摩尔定律支配的庞大的全球竞争性产业，妨碍中国高端芯片业突破的，既有产业链综合技术积累不足的原因，也有更基础的教育环境甚至人文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对于一个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业，自搞一套绝对行不通，举国体制绝对行不通。无论何时，它都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开放合作，通过时间积累来厚植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实现逆袭。脱离常识，一门心思想着弯道超车恐怕是欲速而不达。
财政支持当然仍有必要，但并非越多越好。过去十几年从地方到中央，钱投了不少但效果并不好，有些还起了消极的负作用。财政的钱通常会引来大量的分肥者，一个动歪心思的人会想方设法迎合政府发布政绩的心理需要，它取得的短期成功会摧毁一批放眼长线扎实做事的企业，本来后者才是希望之所在。
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也是一项非常基础的事，无效率资本市场奖励那些玩概念者，一说到发展芯片业，芯片概念股就炒上天，浪费资源之余还打击了准备做实事的人。如今要在芯片产业取得突破，有些人立马想到可利用资本市场的钱，这令人忧虑。
更基础的工作还包括改善教育，清除弄虚作假土壤，而经济博彩化的价值取向，让工匠精神无所依附，是芯片业发展的敌人，畸形社会价值观如何扭转？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守正出奇才是正确的态度。产业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改善了，规模大了，基础厚实了，逆袭才有可能发生。现在的问题是整天想着出奇，而少有人去依常识做慢慢的积累。真正的国家意志应该是创造环境，培植基础，而非亲自去做逆袭的计划，逆袭意志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并且是民营企业。基础环境好了，极少数具有实力且有远大追求的民营企业在时机成熟时，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击。1980年代，韩国三星突入半导体以及中国华为近年局部突破，凭的都是企业层面的远见和执着，而非政府动员和公共资源的堆积。
